高欣：2013年，乐施会想做家政女工的口述史，记录这些人的生活，邀请我参加。

我对此挺感兴趣的，就接下了这个题。一开始我对主题比较模糊。这些家政服务工人，每一个都有跟其他人截然不同的生活经历，对工作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。一位朋友当时说了一句话，我一直记得。她说，这些大姐们都是在同时支撑着两个家庭，一个是她自己家，一个是雇主家。如果她不支撑，两个家庭就都有垮掉的危险。这句话让我的感触特别大。一方面，从她们自己家庭的角度来看，上有老下有小；另一方面，你能看到家政工群体对社会尤其是对城市的贡献，她们和那些工厂里的女工其实是一脉相承的。进城务工的姑娘们一开始到城市会选择去工厂，到了一定的年纪，工厂做不下去了，仍然留在城市的那些人可能就到建筑工地做女工。等到年纪再大一点，为了谋生，门槛更低的家政工是一个选择。

时代周报：你采访的家政女工生活在北京、济南、西安这三个城市，不同城市的家政业会呈现不同的特点吗？

高欣：北京、济南、西安三个地方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，三地情况挺不一样。

在北京，家政工来自全国各地，这跟广州、深圳、上海的情况相似。她们的个性化比较重，独立性都很高。

济南是另外一种情况。离济南市区不远的大涧沟村是一个家政村，整个村是被家政服务行业带动的。在济南，家政行业更多是带着一些乡土中国的感觉。那些大姐们做住家保姆，主要是为了养家，其中有些大姐家境还不错。她们进城务工，但跟城市的联系没有北京的家政女工这么紧密。比如我采访的一位山西大姐，她在北京做住家保姆，平时是回不了家的，必须靠工作在这个城市维持生活。但在济南，家政女工们往往离自己家很近，会有一个地域上的心理依靠。

西安就更是这样了。在西安，很大一部分家政女工是当年的下岗女工。她们不是进城务工，这些家政工人具有很强的时代基因，很容易抱团，也很团结，彼此之间会相互扶持。比如某个大姐家里的墙倒了，所有人都会去帮忙。我在西安采访的大姐，大部分都加入了西安家政工会。我感觉她们更能把家政当作自己的一份事业来做，就像当年在工厂里那样。

时代周报：家政工被认为是流动性很强的职业，在不同的城市，流动性的强度有无不同？

高欣：对，家政工的流动性其实和城市及地区有关。

济南的流动性很低，大姐们在大涧沟村有自己的家需要照顾，所以不可能跑到很远的地方去。大涧沟村有公交车直达济南，很方便，所以即便是稍微远一点的青岛或者是山东省内的其他城市，她们也都会抗拒。西安差不多也是同理。这些大姐们觉得家政就是一份工作，家政公司就成了她们的第二个家，她们的流动性也不大。到了一定年纪、身体不大好了，她们会选择转去做培训或者少接一些活。相比之下，北京家政工的流动性比较大，但在北京打工的大姐很多喜欢住家，因为可以节省房租。而在济南做家政的大姐，因为必须每天回家，因此只能做钟点工。